倪光南院士:中国完全可以对微软说“不”(2)

作者: 佚名 出处:中国青年报　2008-02-01 10:05　   砖    好    评论  条 　进入论坛

阅读提示：中国有关单位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、基于XML的开放文档格式UOF，并已成为国家标准。UOF，作为中国国产文档标准，成为摆脱技术标准受制于外国人的关键因素。与此同时，微软也试图通过国际标准组织“快速投票”通道，让微软的OOXML标准成为国际标准。

“政府采购正版软件”不能变成“政府采购外国软件”
记者:您曾经撰文批评政府采购中的一些现象,呼吁“政府采购正版软件”不能变成“政府采购外国软件”.您认为,在推动国产软件上,我们政府应该起带头作用,是这样吗?
倪光南:正是.这是我在2004年写的文章.政府推动力的一个重要表现,就在于政府采购.有人会觉得加入WTO之后,要求政府采购国产软件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.其实,中国并没有签署“政府采购协议”(GPA),中国政府采购根本不需要开放.但当时,有些地方受到跨国公司的游说影响,大量采购外国软件.本来,本国软件企业就只在政府采购市场还有一点优势,现在连这点优势都丧失了,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.
买套微软的正版Office要3000元人民币,而国产软件只要几百元.各级政府,包括企业采购,都要降低信息化成本,应该把购买国外高价软件的钱用来购买更多的国产软件.
我们的政府采购还应该向国内的中小企业倾斜.美国的政府采购就是这样的,因为中小企业最具创新活力,政府扶持它们有利于产业创新.而中国现有的做法,反而向一些大企业倾斜,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,这很不利于中国软件产业发展.
记者:在中国科技产业的战略选择和部署中,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“世界制造车间”和有自主创新能力的“世界制造中心”两种定位一直存在争议.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定位?
倪光南:中国有最好的市场和最好的人才,不应该再做世界加工厂.中国必须要占据产业链的上游,而不是只在下游接订单.我们要推动“中国制造”向“中国创造”发展.
“印度模式”在我国是行不通的.印度在软件外包方面已经做了20多年,我国是从2000年国发18号文件起,才明确软件业的战略地位,起步显然是迟了.但是,印度国内市场很小,信息化程度很低,主要依靠“离岸外包”,承担外国对软件和服务的定制.中国情况不同,我们国内市场很大,信息化程度高,在我国软件业中,“离岸外包”只占3％,软件业绝大部分都是做国内市场.近水楼台先得月啊!贴着这么大的国内市场,为什么不争取在自己的地盘上做大、做强起来呢?

联想搞“贸工技”的7年,我看是走了一段弯路
记者:十几年前有关联想集团的“柳倪之争”,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.一些人也假设,如果当年联想坚持您的“技工贸”路线,也许会比现在更好,也有可能联想就不存在了.您还关注联想吗,对它这些年来的发展作何评价?
倪光南:历史不能假设.过去了的事就不能再预设,不能重演.回过头来研究一下经验教训可以,但是不能倒过来.不过,联想现在做PC,不代表高技术企业只能做PC,也不代表高技术企业就不能做互联网,不能做通信.2002年杨元庆上台之后,联想又重新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基点,包括建立联想研究院,做超级计算机,发起制订闪联标准等.现在,联想是重视研发的.
20多年来,联想的研发走的是“之字形”的弯路.1995~2001年搞“贸工技”的7年,我看是走了一段弯路.当时有很多机遇,例如联想程控交换机、芯片设计中心、FM365等创新项目,本来都有机会做大.当时下马容易,现在想做就难得多了.
这么说吧,联想和华为基本是同时起步的.当时华为的技术还没到联想的水平,华为现在的发展证明始终坚持发展核心技术的路是可行的.
记者:熟悉那场“柳倪之争”的人都知道,当初您一直坚持联想走技术崛起的道路,但是没有成功.在决定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选择上,您觉得什么因素最重要?
倪光南:人才、制度、环境等因素都很重要.但在同等环境下,最根本的还是指导思想的问题,指导思想决定你以后的发展道路.我们国家提倡自主创新,这就是一个指导思想,一个国家战略.有了这个指导思想,大家都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.具体到每个单位和企业,也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.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,作出战略目标的选择.同样条件下,可以有不同的选择,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远见非常重要.
记者:您认为联想集团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在哪儿?
倪光南:以后的路谁也没办法预测,但坚持研发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.施振荣先生曾经提出一个“微笑曲线”,就是一个“两头高中间低”的曲线,一头可以掌握标准,掌握一些重要的核心技术,取得一个高附加值,另一头可以通过市场,通过你的品牌规模实现效益.中间的就是低效益的加工、制造.在国内,联想起点很高,是靠技术起家的,后来才以做市场和品牌为主,现在又在做研发、做标准,也在逐渐向高的那一头发展.

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机遇,就很不容易了
记者:退出联想后,这些年您在做什么?现在担任哪些职务?
倪光南:我现在就是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,还担任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.还有一堆顾问、兼职教授的职务,具体多少我也数不清,照顾不过来.
记者:很多人把您和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、四通集团创始人王辑志并称,称为中国的第一批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家,或者是第一代进入中关村的科学家.您怎么看?
倪光南:我只是一个科研人员,“家”不敢称.我和王选、王辑志确实有共同之处,我们原来都是在学校或者研究所搞科研的,改革开放一开始,我们这些人就“下海”了,按照今天的话叫“产学研”.不过,我一直认为我是个科研人员,在企业里也是从事研发,和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,只是岗位不同.
记者:当年参与联想创业的经历,对您以后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?
倪光南:到今天为止,我一直都是在做和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产业化有关的事情.中间岗位有变化,但始终在这个方向上走.这个方向不会变,而且我可以一直做下去.科技产业化,可以“永远”作为我的努力方向,这是做不完的,我刚做了30年.
记者: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,您还会选择做现在这份事业吗?
倪光南:是的,这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.30年了,我的追求就是把科技变成产品、商品,实现产业化.科技人员大体上分为两类,一类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,探索自然规律.还有一类是做和应用关系比较密切的,我就属于这一类.我们这类人整天想的都是怎么把科技成果“应用”起来,就是怎么变成产品,变成商品.
改革开放以后,重点就转向了科技成果转化,是产业化方向,最早叫做“横向合作”.在联想式汉卡之前,我们做了一个联想LX80,跟4家企业合作,推出了600台,当时来讲做得还不错,但是从产业化角度说,这个规模太小了.后来我们进入公司,做联想汉字系统,做了16万套,一下子大得多了.
我能做成一些事情,确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机遇.我当时搞的是中文信息的处理,正处于电脑在中国推广应用的时期.我有机会去国外工作,也是为了学习国外的技术,帮助中文处理技术更好地实现产业化.所以,主观努力很重要,客观机遇有时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,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机遇,就很不容易了.
等哪天做不动了,我就在家里写点博客、上网聊聊天
记者:您今年已经69岁了,有过退休计划吗?
倪光南:我现在已经不在“一线”上了,写代码、做测试等事情,年轻的科技人员做得比我们好.科技人员不像老中医,越老越值钱.科技人员尤其在IT这一行,老了就跟不上了.我现在算是在“二线”上,用我的经验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.包括出主意、协调、制定计划等.
白天开会,晚上上网,经常忙到夜里12点,我也在不断地学.互联网上每天都有那么多新的东西,不去了解的话,别人该说“你从火星上来的吧”,呵呵.
记者:您还知道“火星”的说法?
倪光南:当然.我每天都要上网,逛一些论坛,学很多东西,不当“火星来客”.
网络上有很多我的博客和专栏,但很惭愧,都不是我自己更新的.等到哪天真的做不动了,我就退到“三线”上,社会活动一概都不参加,就在家里写点博客,上网聊聊天.
记者:您现在还是喜欢古典音乐吗?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》第二乐章那首歌词,您还记得吗?
倪光南: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,现在也一直记得:“黄金的年华虚度过,才知道从前铸成大错.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,瘦影已婆娑徒唤奈何.雄心壮志早消磨,斜阳景已不多.深悔蹉跎,深悔蹉跎.”不知道是谁配的词,意义很深刻.
记者: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词?
倪光南:小的时候是死背硬记,后来生活经验多了,觉得这歌词讲得很对,也很美,里面包含了一种鼓励,积极的意思.其实就是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的道理.青春都是有限的,要抓紧时间,自己多努力.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,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,可以把这30年来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.
你看一下,老一辈的知识分子,都不太看中钱
记者:作为著名科学家,您带过多少个学生?现在还带学生吗?
倪光南:去年我最后一个学生毕业了,算是“关门弟子”了,以后也不打算再带了,精力顾不过来.
我一共带过20多个研究生,一大半在研究所和企业做研发人员,小一半出国.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的,我不干涉.
记者:有报道说,现在清华北大的计算机专业几乎都成了国外大学的预科.您对现在计算机专业学生“出国热”有何评价?您认为造成海外学成人员回流不畅的原因是什么?
倪光南:人才流动是很正常的,现在的社会环境也和以前不一样了.我们当年觉得出国不回来就是不爱国,现在没有这种观念了,青年人也非常自由.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强的国家民族意识,他们可能更关注每个月拿多少钱,能不能买到房子,更关心自己的发展.不过,还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,出国的人也会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国内发展,这是一个过程.
我们自己的企业也应该研究怎么提高人才的凝聚力.从企业内部和市场竞争环境出发,在管理、制度、文化上不断地加强科技人员的凝聚力.
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教育也需要改进.我感觉,国内的本科教育还不错,研究生教育却不如外国,国外的研究生实验条件比较好.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,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比较大,国外这方面会好一些,科研教学也比较严谨.所以,有些人愿意在国内念本科,在国外念研究生.
我从不干涉我的学生出国,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.在这点上,导师能起的作用很有限.一所高校,一个研究院所,能不能留住学生,是领导的事.有足够吸引力,就一定能留住人才.
记者:听说您当年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,工资和待遇比国内高得多,但您只待了两年就回国了,是出于什么考虑?
倪光南:当年是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,工资比国内涨了70多倍,立刻就“脱贫”了.我也成为知识分子中第一批脱贫的,不过那个时候的舆论就是出去了要回来,观念就是这个.而且我在国内有家庭,外面再好也不及自己的家好.当时,我在国外看到很多高科技产品,中国的产品却很少,而且都很低档.我希望发挥我在业务上的特长,回国之后可以很好地实现高技术的产业化.
记者:钱对您来说真的不那么重要吗?您能和我们的青年读者分享一下您的财富观吗?
倪光南:你看一下,老一辈的知识分子,都不太看中钱,这是非常共通的.当时的口号是“一不为名,二不为利”,当时社会舆论也鼓励这个.我们也是受到当时教育的影响,比较重视贡献,对报酬一般不会去计较.
现在情况有很大的变化,好像不再给年轻人提奉献什么的要求了.现在的青年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,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么好的时代环境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,既谋求自己的发展,也不要忘了为国家民族作贡献.
记者:你对国内计算机领域的青年人才评价如何?和您这一代人比,他们的优势和不足在什么地方?
倪光南:和老一辈的人比,现在年轻人不够踏实,都希望快出成果.老一辈的人能够很多年做一件事情.现在社会上的诱惑更多,年轻人很难静下心来.
现在的人才也有优点,就是思想很开放,容易接受新的事物.我也在向年轻人学,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工作,学习接受新事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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